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在世界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日的诸多细节被人们不遗余力地记录下来，从莫斯科广场上见证改旗易帜的民众的神情，到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圣诞讲话时不自觉摆弄的手指；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交接核按钮时所用箱包的品牌，到苏联驻外使馆分割资产时暴露的种种问题，事无巨细，皆被纳入历史的视野，使得这一天的历史近乎纤毫毕现。
然而，真正深远影响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未处于聚光灯下的事件。在远离莫斯科的中亚地区，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有充分理由对苏联解体感到忧虑。与一些片面认知不同，苏联解体并非边疆加盟国脱离俄罗斯的过程，恰恰相反，是俄罗斯带头推动了苏联的解体。俄罗斯鉴于自身经济负担，不愿再对经济欠发达的加盟共和国给予支持；乌克兰也认为苏联联盟体制阻碍了其自身发展。当这两个在苏联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国家先后决定独立时，苏联的存续便失去了根基。
对于长期依赖苏联联盟体系的中亚各国而言，苏联解体并非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局势动荡之际，中亚各国期望借助形势争取更多自主权，但从未有过独立的诉求。无奈俄罗斯主导的联盟解散进程不可逆转，中亚各国只能被动接受独立现实。此后，无论面临多少艰难险阻，中亚各国都不得不踏上自主发展的道路。为彰显独立以及独立后区域内某种程度的团结，中亚五国在各自国名中均加入了“斯坦”这一词根。在伊朗语和突厥语中，“斯坦”意为“土地”。这些新生的中亚国家，在20世纪去殖民化浪潮中诞生，却先天不足。独立之初，便面临经济崩溃、意识形态混乱、周边环境不稳定、国内政治分裂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为适应独立国家的发展需求，寻求稳定并争取繁荣发展的可能，20世纪末，中亚五国不约而同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族建构运动。它们通过重新诠释历史、创造传统等方式塑造民族身份。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亚成为全球民族建构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在这一领域可谓独占鳌头。中亚各国激进的国族建构行动，时常引发邻国的不安。其中，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运动尤为突出，其影响力广泛，引起了中国、俄罗斯、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密切关注。
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频繁兴起，其中不乏激进的案例。然而，大多数此类运动在20世纪末之前已逐渐成熟并定型。唯独苏联解体所引发的中亚民族主义，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集中爆发。像立陶宛民族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等导致苏联解体的部分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下半叶便已萌芽，至20世纪上半叶已发展成熟，相对而言，可视为老牌民族主义。那么，为何中亚民族主义的发展未能与上述地区同步？20世纪初席卷亚洲的第三波民族大觉醒为何未对中亚产生同样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这并非没有缘由。回溯至20世纪20年代，1924年，时任苏联民族事务专员的斯大林前往中亚，旨在寻求应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倾向的策略。
当时，斯大林所指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起源于克里米亚、达达斯坦等俄国省份，最初是达达知识分子为团结突厥语族群、对抗帝俄而构建的思想工具。到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已发展成熟，并在中亚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流亡至中亚的土耳其政治家恩威尔帕夏，正是利用泛突厥主义笼络当地民众，对抗红军。
为对抗泛突厥主义，斯大林采取的策略是以官方民族建构取代之，将民族构建的主动权掌控在苏联手中。作为民族事务专员，斯大林决定将中亚划分为五个加盟共和国，每个共和国由一个主要民族主导，分别为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和塔吉克斯坦，并为这五个国家划定了边界，此即当今中亚五国国界的由来。
部分观点对斯大林的这一举措提出批评，认为这五个国家及其对应的民族划分是人为创造的结果，在苏联成立之前，中亚地区并不存在如此明确的族群身份意识和政治边界。这些批评虽有一定事实依据，但忽略了关键背景：斯大林推行民族建构是为了对抗泛突厥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建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苏联官方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既然民族建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与其被外部势力主导，不如由苏联自身掌握主动权。当然，苏联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建构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拼凑痕迹明显、逻辑不够严密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苏联所能采取的较为现实的折中方案。由列宁奠定思想基础、斯大林制定具体方案的苏联民族政策，在苏联解体后饱受争议与批评。然而，若将其置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中审视，这套政策兼具合理性与可行性。在苏联存续的70年间，斯大林构建的中亚民族框架持续发挥着稳定作用，有效遏制了泛突厥主义的发展，同时避免了民族主义在五个加盟共和国过度泛滥。在苏联时期，中亚精英阶层虽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民族身份意识，但这种意识影响力有限，且缺乏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支撑。正因如此，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反zf活动主要以宗教为依托，民族主义因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直至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地区尚未真正开启民族主义建构进程。早期的泛突厥主义被苏联官方民族主义打断，而苏联官方民族主义在实际发展中并未达到一些后人所夸大的成熟程度，更多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替代方案。直至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才迎来全面爆发，这些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亚洲内陆核心地带掀起了巨大波澜。
中亚五国的国名，对于多数人而言，既陌生又拗口。在高中理科课堂上，能够准确说出这五个国家的名字，曾被视为了不起的事情。因此，有必要简要介绍中亚五国的基本情况。中亚五国虽都带有“斯坦”后缀，但彼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大致而言，五国中有四个是突厥语国家，一个是伊朗语国家，唯一的伊朗语国家为塔吉克斯坦，这一语言文化特征在后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四个突厥语国家中，哈萨克斯坦面积最大且最为知名，乌兹别克斯坦则有着最为辉煌的文明历史。哈萨克人传统上以草原游牧为生，乌兹别克人则主要是河中地区的农耕民族。吉尔吉斯人在我国被称为柯尔克孜族，其内部由众多部族构成，结构比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更为复杂。吉尔吉斯斯坦国土面积较小，多为山区。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人原本是伊朗边缘的突厥语游牧部族统称，该国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但油气资源丰富，因而也被称作“中亚朝鲜”。尽管中亚五国国情各异，但在独立初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后续的国族建构过程也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可概括为“强人领衔、重写历史、排斥俄国、弱化宗教”十六个字。在中亚五国的国族建构进程中，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最为显著，其国族建构也相对最为成功。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在苏联时期便已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被认为若苏联不解体，他极有可能接替戈尔巴乔夫。从苏联时期到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纳扎尔巴耶夫执政长达29年零八个月，推动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是其执政期间的核心工作之一。哈萨克斯坦地处欧亚大草原中心，数千年来一直是游牧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出于国族建构的需要，哈萨克斯坦确立了官方民族叙事，将哈萨克斯坦的历史追溯至哈萨克汗国，进而关联到蒙古金帐汗国的分支白帐汗国。但事实上，白帐汗国与哈萨克汗国之间的传承关系在学术上尚无定论，且除王族外，哈萨克汗国的多数民众与成吉思汗并无直接关联。即便如此，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叙事仍极为强调成吉思汗的地位。
此外，哈萨克斯坦对中亚历史上的其他族群同样重视，如曾打败波斯大王的斯基泰人。该国对这些历史族群持开放接纳态度，均将其视为哈萨克民族的前身。这一做法与20世纪许多中东国家相似，如伊朗追溯古波斯历史、伊拉克追溯巴比伦文明、埃及追溯古埃及文明等，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普遍重视前ysl时代的历史传承。
为强化这一历史叙事，哈萨克斯坦官方大力支持相关书籍、电影的制作与出版，如前些年热播的《哈萨克汗国》便体现了这一史观。不过，在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举措中，争议最大的并非历史编纂，而是对俄罗斯族的排斥以及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哈萨克人的祖国。为塑造国族意识，哈萨克斯坦将俄罗斯及苏联时期视为“他者”，要求国内俄罗斯族掌握哈萨克语，一系列歧视性政策致使不少俄罗斯族离开哈萨克斯坦，引发了俄哈两国关系的紧张。
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实施开放的移民政策，欢迎其他国家的哈萨克族入籍，将其定义为“回归祖国”，这一政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和社会影响。基于上述政策，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在地区内影响力巨大，在全球范围内也属于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浪潮。相较于哈萨克斯坦，占据中亚农业核心地带的乌兹别克斯坦在国族建构过程中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供挖掘。古代中亚最为辉煌的城邦，如萨马尔罕、希瓦、布哈拉等均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族建构进程中，卡里莫夫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在卡里莫夫的指导下，乌兹别克知识分子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在这一叙事中，征服者帖木尔及其孙子乌鲁伯被尊为乌兹别克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英雄。尽管帖木尔所属的帖木尔帝国与乌兹别克汗国曾处于对立状态，但乌兹别克斯坦将其历史渊源拓展至帖木尔汗国乃至前ysl时代的粟特城邦，极大丰富了本国的历史内涵。乌兹别克斯坦在将帖木尔陵墓打造为民族圣地的同时，积极推进去俄罗斯化运动，废弃西里尔字母，改用拉丁字母，以此彰显国家的独立身份与民族特性。再看土库曼斯坦，该国在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的领导下开展国族建构。尼亚佐夫自称“土库曼巴西”，意为所有土库曼人的领袖。他最为引人注目的举措是耗费数年时间撰写了《鲁赫纳玛》一书，并要求全国民众学习。这本书集中体现了尼亚佐夫构建的民族叙事体系，在土库曼斯坦的国族建构进程中，尼亚佐夫几乎以个人之力承担了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土库曼斯坦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土库曼人传统上是分散的游牧部落，其古代历史相对平淡，缺乏可供追溯的辉煌文明，难以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那样与成吉思汗、铁木尔等历史人物建立联系。然而，由于其西邻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得以便捷地借助泛突厥主义的思想资源。《鲁赫纳玛》一书编造了诸多关于突厥民族历史的神话，宣称土库曼人是最纯正的突厥后裔，土库曼斯坦是突厥民族的发源地，突厥传说中的乌古思汗即为土库曼人的祖先，所有土库曼人均可将家族渊源追溯至乌古思汗。
为提升民族自豪感，彰显土库曼斯坦的历史悠久与伟大，尼亚佐夫宣称乌古思汗生活在5000多年前，进而推断土库曼斯坦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声称历史上所有突厥语国家，包括现代的土耳其等，均为土库曼人的后裔。
与土库曼斯坦不同，作为中亚五国唯一的非突厥语国家，塔吉克斯坦将国族建构的重点置于伊朗身份认同上，选择了“大伊朗”这一意识形态。自1992年至今，埃莫马利·拉赫蒙一直担任塔吉克斯坦总统，全程主导了该国的国族建构工作。若说尼亚佐夫的国族建构灵感主要源自土耳其，那么拉赫蒙的灵感则更多来自伊朗。拉赫蒙亲自撰写了一套历史书籍《历史倒影中的塔吉克民族》。根据他的观点，塔吉克人是高贵的雅利安人后裔，作为东伊朗人的代表，与西伊朗人的代表波斯人地位平等。通过这一历史阐释，塔吉克斯坦在文化历史层面获得了与伊朗相媲美的地位。拉赫蒙与伊朗民族主义者观点一致，坚信伊朗史书中记载的毕士达黎王朝和凯扬王朝真实存在，不容置疑。伊朗民族主义崇尚古典时代的波斯帝国，而塔吉克斯坦民族主义则将中世纪的萨曼王朝视为塔吉克历史上的辉煌时期，认定巴克特里亚是最早的塔吉克国家。塔吉克斯坦的国族建构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高度世俗化。在塔吉克斯坦的精英阶层看来，同样使用伊朗语的邻国阿富汗，以宗教身份整合国族的尝试并不成功，因此塔吉克斯坦选择了一条更为世俗化的国族建构道路。在中亚五国的国族建构实践中，吉尔吉斯斯坦相对较为滞后。吉尔吉斯斯坦部落主义盛行，地理环境多山，经济发展落后，自独立以来国内局势长期动荡。该国开国领导人阿卡耶夫是中亚五国开国强人中唯一未能延续政治生涯的。有趣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在构建国族过程中，部分关键的历史文化资源来源于中国史书。吉尔吉斯人传统上认为本民族的前身是中世纪的黠戛斯汗国，该汗国在公元九世纪曾摧毁回鹘汗国，达到短暂的强盛巅峰，但随后迅速衰落，且史书中关于吉尔吉斯人的记载极为稀少。幸运的是，《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关记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重要线索，专家们经研究认定，中国古籍中的“坚昆”即为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凭借这一线索，吉尔吉斯斯坦得以将民族历史追溯至公元前。
从横向比较来看，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五国中的历史叙事相对最为平淡，即便如此，其中仍包含大量人为建构的成分。从“坚昆”到“黠戛斯”，再到“吉尔吉斯”，虽名称有所传承，但所指代的人群在历史变迁中可能已发生多次更替，这正是历史建构中常见的混淆概念、移花接木手法的体现。如何看待20世纪末以来中亚五国激进的国族建构现象？我国边疆史学者姚大力指出：在新生民族国家通过民族主义进行政治文化动员，以构建或巩固自身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一国主流人群的文化传统及其特质往往被突出甚至人为创造出来，与此同时，该国边缘人群的集体身份意识也会被迅速激发。这意味着边缘人群的族裔认同或族裔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内主流人群民族主义政治及文化动员的回应。历史上，此类主流民族建构引发边缘民族建构的实例屡见不鲜。如日耳曼民族主义激发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催生了境内鞑靼人的泛突厥主义，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刺激了库尔德民族主义。民族建构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旦启动，便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然而，国族建构又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维护国家稳定、实现政治动员、构建民族市场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新独立的中亚五国纷纷开展国族建构的根源所在。但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价，包括国内少数族裔的模仿与抵制，以及邻国的警惕与竞争，当前中亚地区的复杂局势正是这些代价的直观体现。曾有观众提问：如何在认可官方推行国族建构合理性的同时，支持边缘族群的身份抗争，并且批评双方在历史建构中存在的虚假成分？事实上，这些观点并不矛盾。我们应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从不同角度审视其中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历史是由复杂的现实交互作用形成的，并非由单一的预设立场决定。因此，中亚五国的国族建构具有现实必要性，但其中歪曲事实、带有压迫性的做法理应受到批判。这并非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发展中的各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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